一个考古学家的遗产

　　中国考古学界有一位着名人物——安志敏（1924年4月5日-2005年10月26日）。他引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及八十年代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快速发展。他将一生倾注于田野考古和调查，被外国同行评价为中国田野考古的领军人物。他专注于做学问，出国访问时，别人安排他逛街看景，他觉得那是“浪费时间”。

　　他一生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认为黄河流域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中心，是“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他也因为这样的坚持，在20世纪末参与了一场有关文明起源的激烈争鸣。由于敢于批评和质问，他也被人称为“直筒子”“大炮”。

　　安志敏出身于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岛上的一个望族。父亲是企业家，家底丰厚。但安志敏对经商丝毫没有兴趣，专好读书。儿时祖母给他用来买早点的钱，他都悄悄攒下来买书。

　　1941年，安志敏前往北平读书，开始对考古感兴趣。1944年，他考入中国大学史学系，获得史学家齐思和、史前考古学家裴文中的赏识，还通过史学家翁独健介绍，结识日本着名考古学家鸟居龙藏。他经常骑着一辆英国产的凤头自行车，在颠簸小路上骑行十几公里去向先生求教。

　　大学毕业后，他进入燕京大学，成了裴文中的助手，第二年，便能代替老师讲授史前考古学。同时，他也在北京大学史学研究部考古组开始研究生学习。中国第一位考古学专业出身的考古学家梁思永，便是他的导师。

　　1950年，他辞去燕京大学教职，在梁思永的推荐下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0月，他跟随英国留学归来、具有国际水准的考古学家夏鼐，到河南省辉县进行发掘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认为，安志敏后来坚持田野考古的道路，以新石器时代考古为主，又能兼顾旧石器时代和历史时期考古研究，同时，他的视野开阔、研究领域广、钻研又深，应当跟他所受的专业训练和多位老师的言传身教有很大关系。

　　工作后，安志敏迅速成长。28岁时，他就开始主持在河北省唐山市贾各庄的田野发掘工作。随后的13年，他主持发掘工作10余次，几乎每年都要进行发掘或调查，地点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也涉及长江流域和东北地区。

　　1956年，安志敏在河南省陕县庙底沟和三里桥遗址进行发掘工作。发掘历时两年，揭露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发掘结束两年后，报告《庙底沟与三里桥》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认为，安志敏在20世纪50年代所做的考古发掘中，以庙底沟和三里桥最为重要，影响也很大。他将庙底沟遗址的年代分成较早的第一期和较晚的第二期。第一期为仰韶文化，第二期是介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过渡文化。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20世纪30年代梁思永等发现龙山文化。但学界一直在讨论两者的关系问题，孰早孰晚，没有定论。通过安志敏发现和命名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人们从此弄清楚了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这样的从早到晚的关系问题。这在考古学史上是一件大事。

　　陈星灿说，若将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作一个断代式的总结，可以看到以下变化：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通过对比仰韶文化彩陶与西方彩陶，提出仰韶文化可能是西来的假说，即“中国文化西来说”。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发现龙山文化，学界认为仰韶文化向东发展，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即所谓“东西二元对立说”。第三阶段，安志敏提出的“庙底沟第二期文化”，说明了至少豫、晋、陕一带的龙山文化，是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再加上同时代黄河流域其他地区的发掘，更强化了中原地区文化发展的连续性，进而形成“中原中心说”，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

　　“《庙底沟与三里桥》这份报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它改变了原来的东西二元论，代表着中原中心论的开始。这一时期的其他发掘，如洛阳王湾遗址的发掘也说明了这一点。但在那个时代里，安志敏是‘旗手’。”陈星灿说。

　　韩建业还看到，这次的发掘水平高，对地层关系的辨析比较清楚。这也是“庙底沟类型”“庙底沟二期文化”频频被后世采用提及的原因。此外，他认为，这份报告的及时出版也至关重要，而且编写水平也高，叙述客观、准确、清楚，使之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探讨仰韶文化年代分期、地方类型、社会性质的最重要资料。

　　透过安志敏的日记，人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勤奋及其背后的动因——热爱。在洛阳发掘时，工作进程很快，安志敏接到夏鼐来信，受到表扬：“接夏所长来信，对同仁工作努力表示嘉奖。”出国考察时，当地安排他逛街看景，甚至品尝农家葡萄酒，他觉得这样的安排“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上大学时，安志敏就发表有关考古、历史的研究文章以及相关书籍的书评作品，数量超过30篇。到考古所工作后，“文革”前，他除了完成发掘报告、调查简报，还撰写了大量专题类的文章；“文革”结束后，考古工作逐渐恢复。

　　1979年，安志敏撰写文章探讨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将仰韶文化的源头追溯到更久远的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陈星灿说：“这一考古发现，无形中更强化了中原地区古代文化的土着性和连续发展性，因此，安志敏先生成为‘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发祥地’学说的主要建构者和坚定支持者。”

　　作为当时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代表人物，安志敏在1979年发表《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他的这篇文章，是代表学界作出的总结，后来被译成英文发表，是国外了解中国新石器考古学的一个窗口。

　　1982年，《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出版。此书收录了安志敏过去30多年发表的关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文章20篇。着作封面上的书名，是夏鼐所题。

　　安志敏喜欢读书，也喜欢行走。除了早期进行大量田野发掘外，他还做了大量考察工作，曾踏足至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

　　安志敏也是同辈学者中出访次数最多的考古学家之一，曾到访非洲、西亚、中亚、欧洲和北美的多个国家，出访日本的次数最多，达数十次。国际化的视野给了他撰写更多具有开创性文章的底气。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撰写了多篇跨地区跨文化交流的文章，引起了外国学者的重视。他也探讨中原地区青铜器和铁器与西方的关系问题，不排斥中国文明自身发展中的外来因素。

　　随着更多地区考古工作的开展，人们意识到，中原以外的很多地区也存在独具特色、来源互不相同的新石器文化。中国文化的多元起源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安志敏也撰文表达了相同观点。

　　但“文化”与“文明”的概念不同，“中国文化起源”和“中国文明起源”又有所不同。1987年，安志敏对苏秉琦提出的“文明的起源恰似满天星斗一样分布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的说法提出质疑。他在《中国后期新石器文化》一文中，再次强调“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中心。”

　　韩建业说：“对于安志敏的这种坚持，我觉得应该辩证地看。早年由于材料的局限，他认为中原最重要，什么都最早。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他始终强调黄河中游、中原地区的中心地位，我觉得这是不应该轻易否定的。在新石器时代，从早到晚的很多关键时期，中原或黄河中游地区都有中心的地位。我是反对简单地否定中原中心论的。”

　　对于这样的学术讨论，韩建业认为：“我的老师严文明先生告诉我，学术应以求真为第一宗旨。苏秉琦和安志敏的观点都有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和学习的地方。”

　　陈星灿认为，在文明起源的问题上，安志敏和苏秉琦对文明概念的理解不同。安志敏把中国文明的起源追溯到二里头。“安志敏之所以坚持己见，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新的概念和说法出现之时，他保持着一种警惕态度。同时，在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模式下，苏秉琦和张光直更强调多元，而安志敏更强调一体，严文明的‘重瓣花朵’理论则处在中间，强调以中原为中心的‘多元一体’。安志敏的坚持起到了某种平衡作用。”

　　安志敏参与的学术讨论并不局限于此。他直言不讳，敢于批评，常引得对方不满，还因此得了一些不太好听的绰号。陈星灿说：“我觉得那些话反倒说明了先生的优点：他是纯然的学者，不世故圆滑，他也不屑于此。他的世界里就是做学问。”

　　有人说，学术离开了批评，赞美就失去了意义。英国考古学家保罗·巴恩（PaulBahn）编着的《考古学历史》（2013年）一书中，用两页的篇幅介绍了安志敏的生平。作者评价他为中国田野考古的领军人物，将一生精力倾注于田野考古和调查，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领域的重要代表。

　　陈星灿说：“作为20世纪后半期中国考古学重要的代表性人物，安志敏先生的考古学生涯及学术成就，是20世纪中国本土考古学成长、发展和壮大的缩影，值得我们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