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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以下简称“哥大”)校长收到一封来信。信中简单无他，只有一句：“先生，我在此寄去一万两千美元的支票，作为贵校汉学研究的资助。”落款为“一个中国人：丁龙(Dean Lung)”。

　　丁龙是谁？为何会向哥大捐款筹建汉学系？他如何能在海外华侨华人遍受排挤的艰难年岁，助力中国文化在西方引起重视和传播？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武洹宇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武洹宇：纪录片《寻找失踪103年的“丁龙”》让我第一次得知哥大的汉学讲席是由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华工参与倡捐设立。当时正值美国《排华法案》施行期间，这位华工没有留下中文姓名，人们只知道他在美国被称为“Dean Lung”，于是译作“丁龙”。

　　我和相关学者及一些民间人士组建团队，搜集散落在美国多地以及在广东台山出现的相关史料。我们首先在丁龙雇主卡朋蒂埃捐赠给岭南大学的通信档案中，发现与丁龙一起为卡朋蒂埃工作的一名中国厨师马吉姆(Mah Jim)是广东台山籍人士，从晚清时期中国人往往是同乡同族一起出洋来看，我们推断丁龙很可能是广东台山籍华侨。而在广东台山白沙镇所发现晚清华侨马万昌的资料显示，马万昌的字“进隆”，台山话发音与“Dean Lung”极为相近，马万昌后人至今保存着1907年卡朋蒂埃致马万昌的信件，信中对马万昌的称呼皆为“亲爱的Dean Lung”。但马万昌是否就是丁龙，目前论证程序还未完全落定。

　　中新社记者：丁龙所捐出的1.2万元(美元，下同)在当时是什么概念？他以“一个中国人”落款，在当时意味着什么？

　　武洹宇：1874年，丁龙初到美国，后跟随卡朋蒂埃，成为其家庭雇员。丁龙捐款后，卡朋蒂埃提议哥伦比亚大学每年从“丁龙汉学基金”的经济收益中划拨250至300元保障丁龙生活，进一步证实这1.2万元确系丁龙个人财产。参考同时期修筑太平洋铁路华工的平均年薪和基础生活成本，丁龙所捐出的1.2万元相当于他当时在美国40年左右的生活开支。

　　在《排华法案》时期，丁龙所践行的公益，扭转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也与中国国内的启迪民智相呼应。“一个中国人”的落款超越传统血缘、地缘、业缘的特定边界，转向一种带有公益观念的、面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现代公益事业，显然非常特别。

　　中新社记者：在当时美国排华情绪持续升温、旅美华人境遇每况愈下的艰难时期，“丁龙汉学讲席”的设立得到了哪些助力？

　　武洹宇：尽管我们无从得知“丁龙汉学讲席”乃至整个汉学系的构想究竟出自丁龙还是卡朋蒂埃，但可以肯定的是，卡朋蒂埃对中国的积极认识离不开与丁龙长达30余年的相处，而丁龙对至亲、宗族及家乡的深切情感得以转化为美国首个汉学专项讲席，也离不开卡朋蒂埃的慈善兴趣。

　　卡朋蒂埃是当时典型的美国“新富”。他是奥克兰市的缔造者之一，涉足码头、电话公司、邮递公司以及中央太平洋铁路等多种业务。退休后，他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公益慈善事业，促进家乡社区发展，推动高等教育，曾为帮助犹太人争取校董资格与哥大争执，也力主哥大法学院招收女生……卡朋蒂埃如此热衷慈善并非偶然，他所生活的时代正处于美国新富试图通过各种慈善创新，推动社会变革的活跃时期。

　　因此，哥大汉学讲席的捐赠实为两人基于各自的愿景与理念，在彼此交往的情谊和共同认知中相互构成，并将之共同付诸实践的产物。这种个体的感知和实践又与当时美国的中国观产生微妙互动。

　　19世纪的美国存在两种中国观：一种将中国视为野蛮、贫穷与专制的危险之所；另一种则将中国视为文明、富饶与道德的东方圣地，而卡朋蒂埃的中国观属于后者。19世纪前30年，中美贸易持续发展，美国民众热衷消费瓷器等中国商品，甚至模仿中国风格修筑园林，对精致、诗意、富庶的东方国度的崇尚，成为当时美国家庭对异域风物的向往和想象，也激发了美国知识阶层对中国的浓厚兴趣。

　　1905年12月的《哥伦比亚大学季刊》中刊登了一封来自卡朋蒂埃的信，信中评价丁龙正直、温和、恪尽职守，生来就是“孔夫子”的信徒，也自小接受儒教的教育，有着以“孔夫子”和“儒教”符号为中心的想象色彩。此外，我们发现卡朋蒂埃身边还有很多重要人物，都因与华人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接触而被华侨华人的品性所打动。例如，卡朋蒂埃的商业伙伴、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高管查尔斯·克罗克，他声称铁路的修建之所以能提前完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华工所表现出的忠诚与勤劳……可见他身处一个共享着积极中国观的朋友圈。加之当时开启中国与东亚研究的设想已经在一些美国大学萌动，最终以“丁龙”之名设立汉学研究的构想在哥大应运而生。

　　中新社记者：在没有多少史料留存的情况下，都是哪些人在讲述、建构丁龙的故事？其背后有怎样的文化逻辑？

　　武洹宇：首先应申明一点，丁龙的故事一开始是基于没有多少史料留存的叙事，后来进一步演化为关于丁龙的传奇故事。传奇故事的建构多少带有重塑的成分，可分为三个时期，几乎都发生在美国的“中国热”与中国知识分子建构自身文化认同的风潮交汇互动之际，是海外中国观与近现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叙事交互建构、互相对话的一个动态过程。

　　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义和团运动后清末新政的实施，西方世界认为一个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觉醒中国”正呼之欲出。与此同时，哥大也先后迎来两位旅华传教士家庭出身的“丁龙汉学讲席”教授博晨光与傅路德，他们查阅与丁龙有关的档案，将他构建为“孔夫子”的信徒。

　　第二次发生在二战时期，勤劳、朴实、坚毅的中国人民形象更新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成为战时叙述中国的一种主流象征。1943年《排华法案》废除，这一时期，哥大校友蒋梦麟将丁龙的故事讲述为爱国洗衣工临终前托付卡朋蒂埃，将积蓄用于有益于中国之事。这是丁龙第一次从被纪念的无声对象成为具有话语权的“捐赠首倡”与爱国故事的主角，并以朴素平实又极富主见的劳动者形象获得与日俱增的叙述空间。

　　第三次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迅速，全球对东亚儒学文化的热潮丰富了丁龙的形象，将其重塑为“儒家中国”的符号代表，新增以德服人、知恩图报等情节，既契合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建构需求，也回应了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与期待。

　　武洹宇：中国学者费孝通曾提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内容”常常会退居到次要的地位，而“形式”会上升为主要的东西。在我看来，丁龙传奇正是观察、分析“形式”的最佳题材。

　　中美学者虽深谙两国生活与文化的差异，却仍在丁龙叙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复刻了历史中想象中国的文化符号。这意味着不同学者所阐述的“中国”本身，也被跨文化交往中的既有历史结构所笼罩，是一个多时空不断对话的动态系统。具有民族情感的中国学者和知华友华的外国学者基于对中国的切身认识和情感倾向，择取其中积极的“中国”符号进行表达，或能引发西方文化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极大善意和兴趣。

　　如今，“丁龙传奇”迅速传播，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实践中被反复讲述，融入全球叙事。我们可能需要认识到实践主体生产文明符号的能动和局限，才能以更加广博的胸襟和辩证的思维讲好中国与世界的故事。(完)

　　武洹宇，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文化史、公益慈善与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