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dāng)之(zhī)无(wú)愧(kuì)又是个什么梗?

　　6月2日，武汉一位母亲在失去独子、又遭网暴之后，从24楼的高处跳楼自杀。一时之间，她的不幸激起了无数人同情，引发席卷全网的舆论风暴，无数人都在追问：“谁？究竟是谁逼死了她？”

　　事情演变至此，实在可悲。5月23日下午，她6岁的儿子被校园里开车的老师碾压致死，悲痛之下，她到学校拉横幅“讨公道”，并通过网上发声获得舆论支持来施压，然而网络评论的风向却未必如预期的那样，反倒进一步刺激了她。

　　她曾公开向肇事者喊话：“不要他一分钱，只要他向全社会给我儿子道歉。”然而在肇事者被拘、校长和副校长均被免职后，公众反倒不清楚受害家属的诉求究竟是什么，进而不满他们没有按正式途径解决争端。

　　5月28日，还有媒体嘲讽：“坚持‘把事情闹大，公家就怕’的处事原则 ，不顾公序良俗，不顾虑其他学生家长的想法，一意孤行，是得不到宽容与理解的。”

　　也许更让她痛苦的是，她在丧子之余，还要承受网上铺天盖地的评头品足：有人质问她怎么还能说话这么冷静，有人对她的容貌、穿着指指点点，还有人奚落她打扮得这么漂亮，是想借此博出名。

　　在她跳楼之后，舆论就完全翻转了。不少人说，在失去孩子这种要命的大变故面前，其实越是这种不发泄出来的才越危险，那种表面的冷静自制是创伤应急下的心理防御，直到儿童节，她终于挺不住崩溃了。对她的看法从看戏般的嘲讽，瞬间转向巨大的同情，无数人都在齐声谴责网暴要为她的死负责。

　　网暴想来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却未必是全部原因。在我看来，她的死，是在寻求公正时遭遇到了巨大的人格挫败。

　　吴飞在《浮生取义》一书中曾分析华北某县农村的自杀现象，他发现，当有学生在校非正常死亡时，家属抬棺静坐“讨说法”的行为，并不只是寻求真相，更重要的是寻求自己心目中的公正得以实现。在一个人格价值变得更敏感、但公共政治却未能有效维护这一人格价值时，有些人就可能选择以自杀进行烈性的抗争。

　　武汉的这位母亲也是如此：儿子的惨死是晴天霹雳，但她作为一个普通人，所能为他讨回公道的途径、资源却少之又少，而唯一想借助的网络舆论，非但未能帮她实现这一点，反倒在她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这样，她在接连打击之下，走入了绝境。

　　这接二连三的一连串事，实在发生得太快，各方恐怕都还没能从之前的惊诧中醒过神来，又一波一波地出了新情况：事故、肇事人被拘、校长、副校长免职、赔偿方案、家长发抖音拉横幅、网暴、坠楼、声讨网暴……几乎都来不及反应。

　　真正可悲的地方，正在这里：为什么一件惨事，最终竟以更大的惨事告终？事件发生后，孩子父母和责任方处理此事都需要时间，但现实是，情绪却没有给理性这个缓冲的时间，因为双方根本没有一个能进行理性对话、协商的正式框架，结果就是博弈走向完全不可测的方向。

　　在这一事件中，网暴原本不是重点，那位失子母亲的跳楼固然得到了普遍的同情，却让舆论的焦点转移到了“网暴”上面。无数人谴责网暴者道德卑劣（如六神磊磊骂“禽兽真的会上网”），吁求对这些不当言论更强的管控，然而，靠骂就能避免悲剧重演吗？

　　我想是不能的。如果从阮玲玉“人言可畏”算起，类似的事再三发生，但不论多强烈的道德谴责，下一次还是依然如故，但这又是为什么？

　　“网暴”只是现在网上的现象，在没有网络之前，它其实就是任何社会都无法杜绝的流言蜚语。在村庄这样的熟人社会里，没有人能免于被人背后说闲线世纪，有了网络这样的新科技，但国人的心态也就跟生活在村庄里的祖祖辈辈没大差别。

　　薛亚利在《村庄里的闲话》一书中明确指出，闲话其实“就是一种将话语道德化的机制”，它通过对他人行为的品评施加非正式的影响，有时是通过取笑、辱骂那些偏离社区规范的人，迫使他们回到社会认可的道德规范上来，从而维护道德共同体的稳定性。

　　她还强调：“闲话引起的后果严重，通常是由于闲话引起事件的失控导致的，这并不能说传播闲话的人就怀有恶意。”

　　对那位失子母亲的议论，其背后隐藏的其实也是一套道德规范：那些网暴者实际上自诩为道德卫士，怀疑她动机不纯、认为她应该要更悲痛一点、丧子之后也不该还这么体面（大概蓬头跣足才符合他们的认知）……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希望她更符合自己那套保守的道德预期。

　　尤为讽刺的是，这些人不满她没能走正式渠道解决纷争，但他们自己也是以非正式社会制裁的方式，在对他人随意进行道德审判。

　　吊诡之处也在这里：那些怀疑她不够符合道德规范的，转头也被严厉谴责他们自己才是道德卑劣的。从这一意义上说，那些声讨网暴的人，其实在功能上起到着同样的作用：借助评说来实施道德规范，双方争议的只是什么样的道德规范。

　　这样的争论或许也折射出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此时，吁请更严格的管控未必能带来一个“净化”的舆论场，因为真正重要的是在社会互动中找到新的规则和边界，达成新的共识。没有一个“文明的进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

　　早在1963年，人类学家M. Gluckman就在其开创性的研究《闲话和丑闻》中断言：“如果一个社会群体越排外，它内部成员之间越相互讲闲话和流言，且就越不厌其烦地重复讲闲话。”

　　这话可以这么理解：越是封闭的社区，其道德共同体的感觉就越是紧密，越不容许稍有偏离的行为举止，但到了一个开放的现代社会，这就很无聊了，这就是为什么有时老人说起邻里长短，会被子女不耐烦地打断：“又不是自家的事，你管人家干嘛？”

　　当一个社会的价值观足够多元化，即便你或许看不惯别人，但那又怎样？搞不好别人也看不惯你呢。边界感最强的上海人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诘语：“跟你搭界伐？”别人穿着谈吐如何，那是其私事，无须解释，也轮不到你来评头品足，这种“各管各”至少能达到一种“冷漠的宽容”。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的许多网暴，其实是价值观一元的前现代人在遭遇后现代场景时的文化不适反应。他们仍然像村民一样，用闲话对那些自己看不惯的人实施非正式制裁，差别是网暴还不像以前那样对认识的村民稍有顾忌，对当事人的伤害更深，结果也更容易失控。在闲言碎语的时候，很少人意识到，自己已经越界了，因为没人知道那个边界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