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年我腰突了我们这一年

　　2024年第一天，我和朋友们自驾去了海边，一起看了日出，晒着太阳打太极。当时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开头，没想到1月余下的日子，我大部分时间只能躺平。

　　躺平是字面意思——躺得很平，不能跷二郎腿，不能侧身或翻身。因为腰椎间盘突出（以下简称“腰突”），我无法走动和坐着，只能躺着，甚至躺着也会痛。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腰突”的急性期。

　　检查结果显示，我的“腰5/骶1椎间盘变性、轻度突出；腰2/3-腰4/5椎间盘膨出。”医生嘱咐，你就好好躺着休息吧。从这时起，“腰突”开始变得具体。过去它是电视广告里中老年人才会患上的慢性病，现在它是无论干嘛都要记得戴的护腰，是既不能长时间站立也不能久坐，也是无法提重物和着凉。

　　一项流行病学研究发现，25到39岁人群的腰椎间盘突出检出率高达13.93%，相当于每7人中就有1人患上腰椎间盘突出，是各年龄段中比例最高的。

　　由于腰突，过去一个月，我的生活没有工作、没有社交、没有运动，也没有轻松时刻。我随时保持警惕，以防某个姿势不对而再次触发腰痛。

　　说再次是因为半年前，我曾经采访过上瑜伽团课时摔断胸椎的裴谕新老师。那时裴老师从康复医院出院两个月有余。采访时我们聊了很久，她说自己卧病在床，生活无法自理时免不了哀伤，“做什么都要依靠别人的帮助，完全没有自主性了。”

　　当时我用自己的共情力去理解这句话背后的意味——创伤、暂且失掉的尊严，以及被打碎的日常，但始终像隔岸观火。

　　腰突发作那晚，我突然发现自己站不起来了。我慌张地打电话给朋友，请他们陪我去医院，那时我以为自己还能走几步，但后来我是被救护车用轮椅和担架抬走的。

　　救护车就停在我平日散步的小路上，急救灯闪烁着，阵仗很大。我被医护人员挪到担架床上，担架床被抬起又折迭，三下五除二，车就出发了。

　　那趟救护车花了我200块（如果有读者关心的话）。随车的护士来自我住处附近的医院，我却坚持要去中山一院。随车的护士帮我量了血压，问了我的年龄、疼痛症状和基础疾病后没再说什么。

　　急诊室里到处是咳嗽的人，发热门诊前人满为患。排队时，一位失智老人从诊室冲出来，裤子掉了半截。家属叫嚷着连拖带拽将老人赶回去。门合上，骂声从缝隙中透出来。许多人的目光扑了空，尴尬地望着繁忙的走廊。

　　我被朋友们推着去看急诊科医生。后者很快下了结论：“可能是腰突，你去拍个片子吧。”然后我又被推去做CT检查。

　　夜晚的医院令人更哀伤。检查室门后，每一个等着做检查的人都面露酸楚。我坐在轮椅上，骨头一阵阵向上顶着。每次阵痛来袭，我的五官都扭在一起，仿佛溺水之人，但四周无岸可靠。我试着把身子向前倾，顿时腰痛抽搐，向后靠，更痛。我坐立难安，但也只能如此。

　　医生没说错，我确实是腰突。他开了一剂止痛针给我，但一直到凌晨4点，止痛药还没见效。“正常情况下，打一针后你的疼痛会有所缓解。”急诊医生说自己也没辙了，“你最好还是等专科医生早上上班加个号看看。”

　　当时离专科医生上班还有四个小时。我站不起来，不能上厕所，也没办法睡觉。朋友们合计着帮我找了间酒店。我们的要求很简单：离医院越近越好；有无障碍设施；干净卫生。最后选定的酒店距离医院600米，条件一般，好在有无障碍设施。

　　朋友们甚至在去酒店的路上帮我买了纸尿裤。轮椅在不大平坦的人行道上移动时，轮子发出清脆的响声，在夜晚的宁静里格外突兀。我们打趣说这是凌晨4点的city walk。

　　三小时后，我们回到医院。那天清晨，爸爸搭了最早一班飞机赶到广州，上午10点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妇产科（是的，因为妇产科人少，朋友们把我推到那里休息）。爸责怪我，“为什么不早说呢？”我说，“放心放心，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其实根本不是。几小时前，我还为起不来床感到绝望。平日里简单的动作竟要靠朋友托着我才可以做到，更不要提期间的疼痛。爸蹲在我的轮椅旁，“你都不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

　　我当然知道，所以才不说。爸戴着口罩，眼泪流下来。他用手背擦了擦，慌忙起身说，“我去趟洗手间。”

　　我的号加在上午11点45。终于捱到，我被推进诊室，听完一番啰嗦的描述后，医生皱着眉问，“怎么会这么痛呢？”我也想知道答案。

　　七分钟不到，我又被推出了诊室。医生建议我做完核磁共振后再来复诊。在此之前，我还是没办法站起来和走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日常活动。

　　我被推进核磁共振机的密闭圆筒里，虽然戴着耳塞，机器运作的轰隆响声仍令人害怕。我闭上眼，想象电离子一层层扫射我的后背、腰，再至双腿。可我的双腿还弯曲着。尽管医生让我平躺，但我做不到。

　　检查结果出来后，我仔细回溯自己腰突的原因。久坐？运动扭伤？可能两者都有。医生也不能断定确切原因，只是问，“你是不是天天坐太久了？”

　　在床上躺着的前几天，每次起床都是挑战，需要爸妈托着我的上半身起来。如果中途觉得疼，我会大叫着“放我回去”。运气好的话，一两次就能起身。若不好，就得重复上述动作五六次。而从卧室到卫生间，几步路的功夫我都要挪很久。

　　阵痛不再那么频繁后，爸推我去江边散步，走在路上，迎面撞见许多不约而同的目光——有好奇，有同情，也有疑问。许多人走过我们，回头看。

　　我开始习惯这些，但也感到厌烦。有时我叛逆地迎着对方的目光，彼此看了一会儿，视线都移开了。有时表演欲爆发，我希望自己的眼神再凄苦些。

　　坐轮椅没什么不好，只是辛苦了推轮椅的人。每次过完马路，走上新的人行道时，坡度陡，还有高度，推着轮椅的爸爸都要非常用力地翘起轮椅的前端，等轮子着地，后半部分再顺势向上。在此过程中还需顾及轮椅上腰痛的我，动作不宜过大。如此几回，我开始担心爸爸的腰。

　　三年前，我写过一篇有关无障碍设施的稿子。2021年初，深圳宝安区，残障人士陈小萍驾驶电动轮椅独自前往后亭地铁站时，在新和大道人行道的上坡处翻倒，摔到头部，随后离世。

　　那次采访，我认识了一些残障人士，他们都告诉我，出于无障碍设施的种种不完善，“你很少能在街上看到我们。”

　　病程最初，一位与腰突缠斗多年的朋友告诉我，“心态一定要好。坚持锻炼，相信自己是可以恢复的。”这给了我巨大的信心。

　　大部分时间我表现得乖顺，尽量乐观。在妈的照护下，我早睡早起、健康饮食，不工作，沉迷追剧，泡在网上看运动康复的资料和视频。

　　但另外一些时候，我忍不住抱怨。这次急性腰突前，我原本打算去西安采访，顺便见许久未见的老师和朋友。我还跟朋友约了假期一起去云南。这些全部落空了。而我日常艰难维系的工作、生活、运动的平衡一下子统统失衡。

　　能够坐着工作一会儿后，我立刻约了采访对象视频采访。一边提问，一边抱歉地说，“不好意思我要站一会儿。”后来采访结束，采访对象同我分享了她的腰突复健经验。

　　我更加觉得时间宝贵。不敢分心，每坐着工作半小时就要起来走动几圈，然后立刻躺平。躺着的时候也不耽误我搜罗选题、列采访提纲。但效率极低。

　　安妮·海伦·彼得森在《躺不平的千禧一代》中分析，“一直工作个不停是因为我害怕失去它，同时也因为我本身作为一个工作者的价值与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已经无法避免地交织在一起。我无法摆脱这种风雨飘摇之感，即自己为之努力的一切都有可能消失殆尽；也无法将这种感觉与从小就萦绕我脑际的一个念头协调一致，即只要我足够努力地工作，其他一切自会水到渠成。”

　　想到自己从此以后都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腰椎，许多激烈的运动不能再做，重物不能再提，人就懊丧起来。不过在看了诸多“前人”的经验分享后，现在，我唯一确定的事情是：不确定。

　　“我们生病，然后我们的病症跌落到科学那冷酷的掌心上，跌落到从容自信的显微镜玻片上，跌入卑劣的谎言、同情和公共关系里。跌入浏览器的新页面和书架上的新书里。而这具身体，它对不确定与不可知之事缺乏天赋；它在癌症的陌生术语中摔碎，坠落到语言的裂痕中。”这是我读过的关于疾病的最美记录，而美暴露了疾病的残暴与不容置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