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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实现共产主义、全人类的解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致力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两者不仅有相通的崇高理想，而且有共通的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鲜明体现在普遍性、实践性和人文性三个维度。就普遍性而言，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品格，要求不断吸收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两者可以高度融合；就实践性而言，马克思主义重在实践，重在改造世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躬行修齐治平，两者都强调经世致用；就人文性而言，马克思主义致力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人的自我修养，两者具有相通的人文理念。可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上呈现内在相通性、高度契合性。

　　人类伟大思想体系的形成，离不开从既有文明成果中吸取养分。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它既来自社会实践、体现人民意愿，又以开放的姿态汲取和借鉴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人类社会优秀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是有普遍指导性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其普遍原理包含一般性价值和世界历史性意义，同时又需要同世界各民族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内在要求尊重不同国家的传统文化和特点，在同每个国家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以民族化的形式展现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包容性，倡导“协和万邦，亲仁善邻”的天下情怀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广气度。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展现出两者的互融性。

　　中国共产党既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又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升到新的境界。例如，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相结合，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贯通，能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时代内涵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重视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品格。马克思主义是为改造旧世界的实践孕育而生的，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的观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注重实践，认为“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崇尚“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实干兴邦”。

　　一百多年来，我们党不仅传承和弘扬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而且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行合一”的观念。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既系统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科学阐述了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指出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指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就是知和行的关系。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等，再次在全党牢固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要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倡导知行合一，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落地生根。

　　以人为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出的特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肯定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间人为贵；强调人伦道德，人与人之间要和谐共处，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如此才能实现家庭和睦、社会安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以人为本，不只是尊重个人自由与个体价值，而且重视个体同群体融合，关注个人对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一种重视道德与人伦的人本主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人民性在国际共产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并且在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逐渐丰富和向前发展。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是体现人民性最彻底、最忠诚的力量。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倡导“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人民性。进入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生动阐释。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担当起这一伟大历史责任，需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

　　作者阮春林，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广东省社科规划2023年度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专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契合性研究——基于价值、结构与历史三重逻辑的考察”（GD23XZZC1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