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高福利模式难以为继

　　近日，德国总理默茨在德国下萨克森州奥斯纳布吕克市基民盟州级党代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指出德国当前的福利国家制度在财政上已难以为继。他表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福利国家，已经无法再用我们经济的产出予以维持。”此言论引发德国社会广泛关注，被视为德国高福利模式可能迎来改革的信号。

　　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其社会福利体系被视为现代福利国家的典范。自19世纪俾斯麦时代引入社会保险制度以来，德国逐步构建了涵盖医疗、养老、失业救济、教育等领域的全面福利体系。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德国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长期维持在30%以上。这一体系不仅保障了社会公平，也为战后德国的经济奇迹和社会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然而，进入21世纪，尤其是疫情暴发之后，德国福利体系的财政可持续性面临多重挑战。2025年新总理默茨上任后，面对预算赤字、人口老龄化、工业竞争力下降等结构性问题，福利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如今，默茨提出福利改革的主张，试图在经济低迷和政治分化的背景下，重新平衡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

　　一是经济增速放缓与预算压力。德国经济在过去几年间经历了多重冲击。2022年至2023年的能源危机、全球供应链中断以及俄乌冲突导致的出口下滑，重创了德国以制造业和出口为导向的经济。2024年德国GDP下降0.2%，自2003年以来首次连续两年负增长。2025年预算赤字进一步扩大，联邦政府预计财政缺口将达到数百亿欧元。

　　与此同时，德国福利支出的刚性需求持续上升。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2024年德国社会救济支出增长14.8%，总净支出达到202亿欧元。其中，56.5%的支出归属养老及残疾人基本保障，该部分支出金额较去年增长13.3%。默茨在讲话中指出，当前经济产出已难以支撑如此高昂的福利成本，财政赤字的扩大迫使政府必须重新审视支出结构。

　　二是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短缺。德国的人口结构变化是福利危机的重要推手。自1991年以来，德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大幅增加，从1200万人增至2023年的1889万人，占总人口的22%。老龄化导致养老金和医疗支出快速增长，而劳动力人口减少使得社会保险缴费基数萎缩。2024年总共有1270亿欧元的税款被用于填补养老金亏空，占到了联邦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根据预测，到2050年，养老金缺口还将翻番。此外，东西德统一后，福利体系向东德扩展增加了财政负担，但东德经济至今未能完全融入全国经济体系，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压力。

　　三是全球竞争与产业转型。作为出口导向型国家，德国高度依赖汽车、机械制造和化工等传统产业。然而，近年来国际竞争加剧，电动车转型和数字化浪潮使德国企业面临技术升级压力。咨询公司安永最新分析报告显示，德国汽车行业过去1年净减岗位约5.15万个，成为受影响最严重的工业部门。默茨明确表示，福利改革需与支持企业发展同步进行，排除对中型企业增税的可能性，以保护就业和经济增长。

　　四是移民与社会融合的挑战。移民政策也是带给福利体系压力的重要因素。德国近年来接收了大量难民和移民，2024年净移民人数约为43万人。默茨在讲话中强调将继续限制移民流入，以减轻社会保障系统的负担。然而，移民同时也是劳动力补充的重要来源，限制移民可能进一步加剧劳动力短缺，影响经济活力。

　　默茨对福利改革的相关表态在国内引发广泛争议。一方面，经济学家和企业界普遍支持改革，认为高福利已成为“福利陷阱”，抑制了投资和创新。根据德国工商大会调查，60%的企业认为高税收和高福利成本是竞争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工会和左翼团体警告，削减福利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导致低收入群体和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下降。社民党作为联合执政伙伴，对默茨的表态反应谨慎。德国社民党联合主席、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任何改革都需确保社会公平，对中高收入群体增税是可行选项之一。然而，默茨明确反对增税，凸显了两党在政策理念上的分歧。大联合政府的稳定性可能因此受到考验。

　　其一，平衡公平与效率。削减福利需避免加剧社会不平等，尤其是在通胀压力下，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已显着上升。改革可能优先调整高收入群体的福利待遇，或引入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其二，联合政府的内部妥协。联盟党与社民党的政策分歧可能阻碍改革进程。默茨需在维护联盟稳定的同时，推动实质性变革，这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

　　其三，公众支持的获取。改革的成功离不开民意支持。默茨政府需通过透明沟通和渐进式调整，缓解公众对福利削减的担忧。

　　其四，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全球经济波动、地缘政治风险以及能源转型的成本，都可能影响改革的实施节奏和效果。